他狗屁的*****圈,不少青年都在日本人的学校上学,长此以往,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教育乃百年大计,战时教育虽处于非常时期,但是更应该坚持常态化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需要培养无数的人才,尤其是当国家面临存亡断续的关键时刻,这是绝对的需要,这是一個国家最强韧、最可靠得了力量!”
“我想在根据地内继续办学,可以吗?”老先生饱含热泪的看向周维汉两人。
此情此景,在场之人无不动容,一个知天命的年纪的老人,本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却还在中国的教育事业奔走。
两个儿子送上战场,就连第三个儿子也在从事抗日爱国活动。
抗日时期,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民众颠沛流离,难以安居乐业。
然而,在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当时的教育和文化却在乱世中逆势成长,呈现另一番颇为难得的壮观景象,让人无限感慨。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全国专科以上高等教育学校共计108所,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增加至141所,增长率近30%;在校大学生1936年约4万人,到1945年增至8万余人,几乎翻了一倍,教师数量也相应扩大39%以上。
这只是大学生,还有众多的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
通过**双方和民主教育人士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以及积极创办民教馆、阅览室、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
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使扫除文盲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晋察冀边区,仅据48县统计,1938年时小学4898所,学生220460人,到1945年几乎村村有小学,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70%以上,有些县达到90%。山东根据地1941年时小学有1万多所,学生40万人。到1945年时小学已发展到25000所,学生170余万人。
正是因为有冀老先生这样的爱国人士在日军的统治之下,依然为教育事业奔走,他们身上有着光辉的民族气节。
在国难当头的时节,知识分子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牵挂国家民族命运,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意念激励下,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组建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抗大等,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兴学强国的精神风骨。
“老先生,之前是我们疏忽了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有你领头,我们肯定竭尽全力来支持办学!”赵刚握着冀老先生的手说道。
周维汉也表态:“在根据地内办学,我们八路军全力支持,这是大好事,我可以承诺,但凡家庭困难的学员,一概费用由我们承担!”
“谢谢,谢谢,我会尽快凑齐人手,多找一些师资力量,早点在根据地内开办学校!”
周维汉则是有另一番想法,如果在根据地内的办学能够推广下去,多的不说,十几个村子联合办一个小学,人手如果足够的话,还可以开设识字班,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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