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资产规模高达六百万汉洲银元的江南商社经营情况并非都像江南几家分社这般惨澹，年年亏损。他们在将大陆采购的茶叶、生丝、绸缎、瓷器等商品，一般会加价数倍，转手倒卖给国内的印度商社、孟加拉商社、波斯商社、奥斯曼商社，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抵消大陆的经营亏损后，每年利润都有两百多万汉洲银元。

　　享平三十多年的江南地区，使得该地农工商各业极为发达，市场经济亦极度繁荣，使得整个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更显“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盛名。随之，江南奢侈风尚渐起，并且皆源自经济中心--苏州。通过频繁地往返各地的商人为媒介，很快向各地散播，各地均将苏州当做“时髦中心”，群起彷效之，以苏州时尚为流行时尚。

　　世人曾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

　　也曾有大秦官员走访江南后，也不无担忧地说道：“苏松杭嘉诸地，自永兴元年（1676年）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迩来弥甚，厌故常而喜新说，好品藻而善讥评，淳庞之气鲜有存者。”

　　江南奢侈之风，其实并非浪费的同义词，在齐国人看来，奢侈性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刺激了生产与市场，当可称之为“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

　　最起码，日渐富庶的江南地区，对齐国所产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已经产生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可喜局面，让长期处于入超境遇的齐国商人，终于看到了一丝久违的曙光。

　　1635汉风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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